(節錄自台灣立報 作者:康世昊 2009.05.04)
台灣因應氣候變遷必需調整的產業結構和耗能產業、減少二氧化碳排放，是國際責任，也是不得不做的客觀壓力。配合資方的抵制性論述去參與全國性代表會議的工會界，將面臨幾個挑戰：
◎企業永續發展原則可為勞工所用：不只是鄉愁式的、中產階級的環保觀，而是包含勞工可以對生產過程、工安條件和環境衝擊的參與，在氣候變遷危機下，勞工可以此做為生產民主行動的後盾。
◎工運和環運對企業主的抗爭正當性相呼應：生產的外部成本是對環境和勞動力的無償剝削，產業集團抗拒外部成本內部化的程度不一致，提供勞工檢視資方利潤率合理分配的比較基準。
外部成本內部化可視為社會民主行動
對我們來說，產業綠化和相應的創造綠領工作的意義，不在聯合國的研究人員和組織官僚的研究報告，也不在於各國領袖因應危機的有效行動綱領；其價值在於，證 明資本家和經理人員並非掌握精準的產業技術更新需求和判斷，甚至為鞏固自己的利益而有惰性思考（固定資本不能增加），排除將各式外部成本納入內部成本的產 業調整，有時甚至落後於市場已出現的潛力。更精確地說，透過挑戰產業資本的強控性思考，例如由工會與社區組織結合，提出對企業生產過程走向「社區調適策 略」（像是電力生產的社區化和以社區為基礎的相關產業人才培訓），或許正是我們因應危機而凝聚的非資本主義思考下的就業安全保證。
每一個勞動工作者的另一個身分是地球公民，比起富人來說，更易成為環境變遷的受害者。工安事件其實本質上就可以視為是環境權的損害（車諾堡核災事件也是核 電廠工人和救災人員在不符合永續能源政策下的受害者）。另一個根本問題就是，對環保界來說，重大污染業資方（所有者和管理者），常常正是資訊的控制方，他 們訴諸一種勞工與環境相對立的印象，鼓動勞工誤以為環境行動者的目的就是關廠，而不是強調提升生產過程和能源效率能同步讓勞工受益，或者對環境團體鼓吹工 會是比資本家更早跳出來的反改革者，這種藉掌控資訊來分化玩弄兩邊的簡化論調行之有年。未來的勞資政談判，勞方若能在就業問題比資、政兩方深化「綠領工 作」的內涵與原則，就會是一個很成功的社會力集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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